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

潘维

引言

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经济模式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二．民本政治

1.归纳政治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政治模式

3.政治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三．社稷体制

1.归纳社会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2.中国社会模式

3.社稷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4.小结

结论

引言

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一个内外“不平衡”的现象非常突出。在海外是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蹿升，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力高速增长深感震惊，以至美中两强“共治”世界的论调大行其道。在国内却是党政干部执政理念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和舆论碎片化，官场纲维紊乱，社会矛盾日深，以至对我国前程的悲观情绪肆行于市。

从海外看中国，六十年至为成功；从国内看自己，前景堪忧。矛盾当然不可回避，但成就也绝非“粉饰”而来。

西方“国际社会”拥有世界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以上。较之西方三百年的进步，中国六十年的成就不依靠侵略和控制他国，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社会六十年里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世界奇迹，是事实。

人民共和国凭什么取得了如此成就？为什么人们感觉危机四伏？

一些学人认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乃属子虚乌有，而解决危机之道在于“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但在笔者看来，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

一

政府是极少数人管理全体人民的机构。政策法规是统一的，但代表人民局部和眼下利益的“民意”却各不相同，政府恒定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所以，“民心”向背才是当代所有政府生存的根本。

“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民心”就不止包括民意，还包括对长远和整体利益的间接判断。

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社会利益的过程。所有的政府都需要经受平衡三类六种社会利益的严酷考验，即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利益。

就“民意”和“民心”的区分而言，当代日本是个有趣的例子。日本政府领导日本社会获得了极为出色的成就，比如把人均寿命提升到83岁，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造就了世界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造就了人民生理和心理最健康的国家。然而，在日本的民意调查中，日本政府的支持率经常在20%以下，在世界各国中属“民意”支持率最低的一类。尽管日本政府首脑频繁变换，但能进入内阁的顶层政治家集团非常稳定，由一个彼此有近亲关系的小圈子组成。无论经历怎样的选举，绝大多数顶级政治家就出自这个小圈子。日本的极端例子说明，民意调查中的“民意”与民心向背中的“民心”不是一回事。因为“得民心”，日本的政府体制非常稳定，社会也非常稳定。
较之西学简单生硬的“合法性”概念，民心与民意之分要高级得多。

各国人民的具体情况不同，平衡利益的方式就不同，即政府体制不同。世界上有众多的政府体制，如伊斯兰民主制，美国民主制，西欧民主制，中国民主制，日本民主制，拉美民主制，等等。这些体制都是适应本地具体情况和外部挑战的历史产物，也都在不断调适，在全球的马拉松式淘汰赛中求生存。

现实的世界没有尽善尽美的体制，每个现实的体制都有其优势和缺陷。

如果再抽象些，我们可以把治理国家的手段归纳为四类。各种政府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综合应用这四类手段。这四种手段还是区分“政客”与“政治家”的试金石。

（1）强力维护社会秩序（law enforcement）。这是最普遍应用，不可或缺的手段，却也是最浅显的手段。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回应一时一地的民意（accountability）。这也是普遍应用的手段，但也相当不可靠。正所谓“民意如流水”。

（3）平衡“三类六种”利益，承担对人民整体和长远福祉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这是高难度的精致手段，却是得民心的根本途径。

（4）塑造人民的共同利益观（consensus building）。这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政治，是得民心，长治久安的根本。因为“利益”是认知的，是主观建构的。

“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二

什么是模式？与“描述”历史道路不同，与总结历史“教训”也不同，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

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即因果抽象。

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

有学人认为，模式是固定的，中国的六十年是大变迁的六十年，而且依旧处在变迁之中。“改革”方兴未艾，何来“中国模式”？然而，世界向来变动不居，正因为世界变动不居才需要理论知识。固态的理论来自动态的历史，解释动态的现在，启示将来的行动。换言之，模式为现实提供定义，为比较提供知识，为未来提供指南。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成功地走过了六十年，却不能给人类贡献一点新鲜知识？只有缺乏自尊自信才会如此断言。

有学人认为，中国很可能将面临溃败；既然中国将失败，总结中国模式就没有意义。世上各种“模式”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永恒的成功。中国模式或许也会因为中国未来的失败而被淡忘。然而，总结今天的成功有助于认识昨天的失败，规避明天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被概括为拥有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等“法宝”。背离这“模式”，中国革命就遭遇失败。中国革命如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亦如此。

还有学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不足为他国效仿，谈何模式？首先，总结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供他国效仿。中国模式是否给别国人民带来启示是别国自己的事情。中华文明是取经文明，不是传教文明。其次，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确实沉重，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成就。美欧模式、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历史明确记载着殖民战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贩奴蓄奴，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还“合法” 的种族隔离，更有延续不断以迄今日的侵略战争。

更有学人认为，既然今天的西方就是中国的未来，何必费力总结中国模式？在这些学人眼里，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失败，后三十年是成功，而从失败到成功是因为“补课”和“接轨”，因为扭头走上了“普适”的西方道路。这种判断不仅浅薄，而且危险。迄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成功地复制过西方模式。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器。这个基础，中国不曾拥有，也不应该拥有。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中国闯出了一条成功发展之路。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

中国自古就是世俗国家，不依赖从纯概念出发的逻辑思辨，而靠实事求是。近年来，因为迷信西学教条，中国出现了很多问题。正如过去反对迷信苏联教条，今日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我国导入陷阱。

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暨“中国学派”的崛起。

三

抛砖引玉，在笔者看来，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除这篇“引言”外，正文分三章，分别论述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模式。每章又分三节：（1）讨论子模式建构的意义和理论依据；（2）归纳子模式；（3）给出比较历史的解释。文章“结论”阐述子模式间的有机联系，概括中国模式。

经济、政治、社会的独特模式当然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中华拥有颇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中国思想模式”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还拥有深厚的外交传统，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笔者力有不逮，只能专注于自认的三大“核心”问题了。

一．国民经济

1.归纳经济模式的意义和方法

（1） 为什么要归纳中国经济模式？

经济成就是中国成功最明显的体现，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最外层。

在“现代化”的大众知识框架里，经济进步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

中国发生了经济奇迹，世上几无异议。可一旦开始解释这个奇迹，中国学界就发生激烈争议。这争议攸关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方向和道路，攸关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地进步。

直到2008年底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私有化”加“市场化”是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然而，对主流的质疑也一直简洁有力：世界上推行私有和市场制的欠发达国家多矣，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也是一例，何以未见如中国般的成就？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为下述疑问：经济奇迹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成就？200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直到年底，主流的解释依旧是前者。然而，2009年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骤然增加。尽管人民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经济统计口径大不相同，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也不同，但证明前三十年的经济和技术高速进步依然轻而易举。用后三十年的富裕比较前三十年的贫穷会遇到逻辑困境，如此，前三十年只能用来比较解放前的三十年。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对“看不见的手”的迷信，也打破了对“国退民进”的迷信。回顾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六十年的成就。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创建于前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去掉1949-53年“恢复时期”的超高增长率，仅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计算，到1978年我国获得了高达6.5%的GDP年均增长率。这就给后三十年9.8%飞跃式年均增长率打下了扎实基础。我国的工业化政策是连贯的。经过六十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

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是偏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偏见。确立了这个认识，才可能概括中国经济的成功。确立了这个认识，才能诊治私有迷信和市场迷信给我们带来的深入骨髓的病痛。

十九世纪的英、日、德、法，二十世纪的苏联和美国，都教会了中国许多关于现代经济的知识，中国也缴了不菲的“学费”。然而，“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而今英、法、日、德已是满地黄花。接着苏联老师自杀，美国老师一度进了重症监护室。祭奠鸦片战争一百七十年之际，中国能否“自学”了？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末期，正如“计划经济”三十年的末期，我国经济已经问题丛生。“正题”与“反题”都在步入历史，“合题”正在浮出水面。这“合题”要从六十年的成就中找，也要从我国古典经济思想中找。

中国不反市场，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中国不支持“国家主义”，但支持国家干预市场，支持拥有干预市场的手段。纵观中国数千年之经济史，何时不是如此？

中国人自古就熟知“市场机制”，懂得少贵多贱的道理，却从不迷信看不见的手，而是以看得见的手“损有余，补不足”，为百姓福祉“常平仓”。[1][1] 在中国，“经济”不是围绕资本利润而作的学问。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讲究“经世济民”，是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百姓福祉”，终极理想是“天下为公”，私有制消亡。所谓竭力把盘子做大，让大众永远承接少数人杯盘中溢出的汤汤水水，是极端偏向少数人的学问。

不仅如此，与当今关于“现代化”的大众知识不同，我们明智的祖先们不把“经济发展”当作成功的主要标志。“天下太平”才是成功。中国传统士子“修身齐家治国 ”，全部目的是“平天下”，是平息社会争私权夺私利的动荡，是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淡泊、和谐、安宁，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要 “经济发展”就得竞争。在“现代化”的结构性压力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发展是“硬道理”。然而，要竞争就不可能“谋闭而不兴”。竞争带来不平等，带来不平静，带来争权夺利，带来盗窃乱贼，带来目标异化。正因为如此，市场的道理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服从“经世济民”的道理，更需要政府出手干预，压抑市场竞争之弊，维护“百姓”福祉。传统中国向往“天下太平”，不屈从于输赢博弈的所谓“平等”，更不会“以资为本”，以利润为本。这思想代代相传，直至今日。正因为有能力保持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对冲”，农耕的中国适应了工业时代，后来居上，依旧出色。

（2）怎样归纳经济模式？

经济教科书从谈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概括经济模式的方法也只能从“三要素”出发。

“三要素”指的是劳力、土地（一切生产资料的来源）、货币。土地加劳力就有了“产品”；将生产资料、劳力、产品均赋予货币价格就有了“商品”。

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补充一个要素，即“企业”。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链接在一起的是“企业”。家庭企业也是一种企业，而且也是“现代”企业。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是分析经济生活的基本出发点。

一切经济模式都包含上述四要素。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比较四要素的不同形态方便我们归纳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

经济解释离不开政治。归纳经济模式必然采用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学视角。笔者将在下一章专题讨论作为经济模式必要条件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