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经济道理是简约的，经济模式也是简单的，简单到对四个支柱无需太多解释。

（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2）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基本自负盈亏。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一样不可能持久（“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疾病越多，赚钱越多，难称 “正当”生意。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本。

（3）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2][2] 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削弱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摧毁中国经济，导致中国经济失败。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

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与定义十分含混的“东亚模式”也有重大区别。在成功时期，日本经济由以银行为核心的种种大企业集团撑起了多半边天，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资本与劳工几如一家。而在韩国，企业、劳工各自独立，中小企业无影无踪，政企依存是主轴，以“三星”为主的不含银行的两三个企业集团撑起了几乎全部韩国经济。台湾国有企业与大陆几无可比，是中小企业的天下，而香港则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说体量巨大的中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出口导向”的“东亚”模式非常可疑。首先，中国经济绝非仅是出口导向，中国经济相当开放，正在迅速演变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其次，我们很难断定中国政府比欧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大。中国“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较欧洲小，对众多民有企业的“监管”远比欧美难得多。

中国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模式成功缓解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空前地调动了全国工商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刺激了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使小农中国的工业化得以高速推进。

就运作机制而言，“国”与“民”两部分是矛盾的利益统一体，不断调整互适，维持动态的平衡。“国”的部分势力太大，引发了“与民争利”的问题，就收缩，能民营的就放弃国有，比如互联网和无线通讯供应。当“民”的部分因缺少基础设施发展乏力，“国”的部分就要有决心，有手段去提供这些设施。当“民”的部分势力太大，甚至在基础部门寻求垄断高价，影响了民生，国家就出手干预，保持物价稳定，比如住房、高速公路、自来水、公交、医院、学校。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的模式。

感知“国”与“民”两大部分平衡的需求，不可能仅靠“自动”调整供需的市场机制。感知“民心”方能发现平衡需求，做出科学和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满足“百姓福祉”的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部分和整体的，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是“民心”。奥运后北京市政府体察要求延续汽车单双号行驶的“民意”，却不实行“公投”，而是规定四环内依尾号每周停驶一天，以平衡有车人与无车人，私车需求和公交需求，以及驾车自由与减少拥堵改善环境的长期需要。某些法界人士死抠“财产权”法条对此进行批评；但若他们如此执政，早已被人民推翻。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机制制约，中立公正的执政集团在意“民心”，不独为一时一地的“民意”左右。国民模式的前提是行政中立。失去了行政中立就难以保持对平衡的敏感。[4][4] 这是国民模式致命的软肋。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否则就没有兴衰循环了。

3.中国经济模式的比较历史解释

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剥开“主义”之争的意识形态标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六十年经济史的延续性。国家的土地控制权及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也有数千年农商市场的历史基因在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模式是环境压迫下自然形成的道路，是六十年的成就，是两个三十年延续演化的结果，也是“实事求是”传统的胜利。

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多元复合性，塑造了深厚的“实事求是”传统。按西学分类则称“实用主义”。若老一辈革命家是教条主义者，连中国革命都不可能成功。事实上，正如建设强大的国有部门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改革开放，利用市场机制，参加全球市场竞争，也是他们的决策。

（1）关于“国”的部分

国民经济模式的筋骨——国有土地及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脱胎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确实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即与“剥削论”有关。然而，我国建立计划经济绝不仅是从马克思理论出发的，也不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机械重复。中国式的计划经济不是教条主义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实际需要。中国计划经济分成国有和集体所有两大块，计划成分远远低于苏联，分权成分远远高于苏联。

经过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战乱，我国积贫积弱，国际安全环境非常险恶，面临尽快从传统小农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计划经济的现实原因是：立即要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地建设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这是“台湾模式”不能相提并论的。

在三十年计划经济期间，各级政府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工商业。仅凭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国人用几乎忘我的劳动建设了一整套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工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庞大的教育机构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前三十年的成功是无法抹杀的，这成就还是三十年后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基础。再能干，再聪明的人，一夜是不可能创造出很多物质财富的。一夜暴富，多是因为“租用”了政府公章。公章本身并不包含财富，但公章的红色印泥里凝聚着前三十年里亿万劳动者创造的，未能货币化的财富。“红旗渠”不值钱，维护水渠还积累“严重亏损”。但廉价或无偿转让给私人去卖水，红旗渠能让企业家一夜暴富。[5][5] 当然，通过“租用”公章把计划经济时代创造的财富货币化、市场化，终究是个遗憾。我国未能走出一条不曲折的路。但比起前苏联垮台之后寡头们自由、疯狂地“抢占公章”，我国走过的路还是少了许多曲折。

无论官方或民间，我国流行一种莫名其妙，海外学界也不知所云的说法：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依赖剥夺农民，靠“价格剪刀差”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很明显，中国工业化不是靠资本，而是靠计划。是“计划”而非“资本”把城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人口占20%。中国政府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一直保持为年产量的20%，其余80%由农民自己消费。换言之，80%的农产品不受城市“剥夺”；那20%也不是纯粹的“剥夺”，而只可能存在“价格不公道”。争议的焦点是国家的粮食收购价与工业品价有价格“剪刀差”。在工业品奇缺的年代，工业产品的计划价格也是超低价，何以算出“剪刀差”？拿极少量“黑市”粮的价格说明“剥夺”是荒唐的。占总量20%的粮食全放入“黑市”，那黑市价撑不住。若同时置工业品和农产品于“黑市”，价格比又如何？事实证明，市场化之后，“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大幅扩大，成为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换言之，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人们尽可以批评计划经济不利于消费品生产；尽可以批评国家把农民隔离在城市之外，农民未能如城市工人那样分享工业化的利益。但没有证据说明中国工业化依赖对农民的“剥夺”。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自己也从未这样认为。少数中国知识分子从苏联教科书里抄来“剪刀差”概念形成误解，影响了部分领导人，导致中国有些高官也认可这种挑拨离间的说法。自工业时代降临，人类财富积累的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季节性的种植和养殖业早已不是人类财富的主要积累形式，按分秒进行的制造业才是。全世界的农民都不富裕，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农民就更穷。他们的贫穷不是“被剥夺”的结果。

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也建成了强大的国防。此时，计划经济的动力随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缓解而枯竭。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生产积累，就缺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就缺少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国强了还要民富。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圈地、移民、掠夺、发动战争；但追赶西方，像西方国家那样国强民富，是中国“现代化”的坚定目标。因此，恢复利用市场机制是早晚的事。不仅如此，我国古典经济生活里早就拥有深厚的自由市场传统。[6][6]

当转向利用市场机制之际，我国继承了计划经济留下的两大宝贵遗产：国有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及企事业机构。这两大遗产成就了我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使之拥有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

有些学人批判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要求“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像欧美那样实行全面的“要素”市场化。为什么我国不放弃土地的国家控制权？

土地不是一般商品，土地供给不可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只能被“炒作”。较之美国，我国“可居住”的土地是“寡土”，人口却几近美国人口五倍，是寡土众民。以农村耕地为例。中国现有8亿“农村人”，18亿亩耕地。倘若私有化，人均100亩算不得集中，100亩在巴西还属于“无地农民”范畴，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2000亩。但人均100亩意味着中国只有1800万人拥有耕地权属，余下的近8亿人将失去安身立命的保障。耕地由国家和集体控制，国家和集体周期性地按照人口变迁调控土地的使用权，使每个公民都有安身立命之处，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首要支柱。在寡土众民条件下，土地长期固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必然天下大乱，流民遍地。倘若政府将土地所有权不可逆转地分发给私人，鼓励流转集中给少数人，就背离了中国经济模式，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崩溃。[7][7] 政治秩序崩溃了，就没什么“经济”好谈了。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升值利润归公，拒绝土地成为资本炒作牟利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来自中国悠久的“耕者有其田”理念。国有土地，在农村意味着“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意味着“居者有其屋”；在中小企业意味着低税率。正因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我国才能在高竞争、少劳保、低福利的同时还拥有社会安定和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土地国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要求，符合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长远利益。香港和新加坡的土地也是国有的，为的都是保障居者有其屋，却没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从根本上说，土地不是商品，是我国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安全和道义。

还有些学人批判攸关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他们自造了一个貌似“学术”的词，“所有者缺位”。提出各种私有化政策的理由都是“所有者缺位”。其实，他们的美欧老师们从未讲过“国有”就是“所有者缺位”。美国资本家们濒临破产，乞求国家收购；国家持股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机会。

我国传统社会由独立自足的小农家庭组成，是一盘自由的散沙。类似农耕时代，中小企业筑成了我国今天自由的劳动力和商品-资本市场。但中小企业的激烈竞争难以催生，至少不能及时催生，西方寡头式的庞大企业。即便出现也是凤毛麟角，还极可能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以餐饮为例，中餐极具竞争力，靠千千万万个无孔不入的家庭餐馆普及全球。美国快餐也极有竞争力，遍及世界，却仅十来家“公司”，均是全球连锁的庞然大物。在中国，能与西方社会化大企业媲美的庞然大物只能由政府打造。中国之所以能拥有远超一般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拥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拥有有效的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原因在于政府组织了国有的大型金融和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担负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任务，还承担抵抗外国金融资本冒险，抵抗外国垄断企业，加入国际资源竞争的任务。

类似西方寡头企业，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出腐败丑闻。但中国国企管理层薪资水准低得多，担负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总体表现值得尊敬。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建设了昂贵的基础设施，协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损有余补不足”，还日渐成为西方资源寡头们不敢轻视的一支争夺地球资源的生力军。这些国有金融和企业机构“ 可持续”的成功，取决于获得堪与西方工商业寡头相匹敌的资本和利润，成为世界“500强”的成员。

沉溺于“改制”，国有企业一成功就表示“惊诧”，就惊呼“国进民退”，就视为改革“倒退”，却对工人权益遭到伤害无动于衷，对工人抗议运动百般指责。这种高度倾向资本的意识形态与“人民共和国”格格不入。

海内外都有人指责我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干预市场的“自然”调节功能。然而，无论在任何地方，经济生活从来都有政府干预。地球上从未存在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将来也不会有。没有政府当经济生活的“运动员”，中国百姓和中小企业的税负会高得多；耕地集中程度以至于无地无房无工作的流民数量要高得多；汽油、水电、铁路、道路、航空、通讯，等等“天然垄断行业”的价格要高得多；教育、住房、医疗的社会保障，乃至于连“自由派”都不得不支持的穷人“低保”，就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航空、航天、国防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和能源、原料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了。事实证明，不是西方贪婪的“民营”金融业，而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业，才属于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业。在中国，恰恰是国有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促进了“藏富于民”。当社会出了问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哲学上的“自由派”就变色为政策上的“社会民主派”，要求“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他们不算账，闭口不谈这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保障”钱从何来，忘记了自己一直攻击政府太“大”，一直要求政府变“小”。

西方与中国走了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俘获国家，另一条是是国家左右资本。前者是先发国家的旧路，后者是后发国家的新路。英国的鸦片贩子俘获了政府，英国海军就会千里迢迢赶来替他们打“鸦片战争”。今天逻辑依旧，否则西方领袖就不用频频召集“峰会”讨论世界经济，美国也不用花费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军事开支总和的“国防”开支了。世界范围的竞争从未“自由”，政府始终是后盾。在性质上，两条路的竞争是“公平”的。

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应当得到我国舆论界的明确支持。舆论界应当理解：缺少了大型国有企业及其利润，缺少了国有金融体系，缺少了国有研究和其他事业机构，就没有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没有率先冲出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优异表现，就没有廉价的公共交通、地下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就没有大规模的基础原料生产和旧能源、新能源，就没有高新通讯技术的研发，没有大飞机和宇航，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和文化体育事业。换言之，这些国有机构担负着分散的、中小型企业无力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科学研究任务，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维护我国市场秩序的杠杆；并在关键领域阻击了西方经济寡头对世界资源的瓜分。大众怎能指望我国私有的中小型企业承担这些任务，或指望外国寡头比我国国有企事业机构仁慈？

私有制我国古已有之，市场机制我国一直都有。可是，包装在“自由”理论里的对私有和市场的迷信，其实是简单的意识形态。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会把我国变成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一样的充斥社会动荡的“普通国家”。现代中国经济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出色”。

（2）关于“民”的部分

我国自由竞争的劳力和商品-资本市场催生了贫富分化，令人不安。为什么号称“社会主义”的我国不像西欧国家那样强调二次分配，即收取高税收，由国家财政来照顾劳工福利？为什么官方大力强调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有学人赞美计划经济。但回到那个生活资料拮据时代的主张不可能被“百姓”接受，除非中国再次处于战争时期。

有学人以为，不强调二次分配是因为我国财富总量尚少。其实，二次分配涉及的是财富分配比例，与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无关。世界首富的美国不强调二次分配，而西北欧国家是在整体财富水平相当低下之际就大肆强调二次分配的。

有学人以为，自由的劳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政府被少数受西方训练的经济专家说服，放弃社会主义理念，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结果。然而，我国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我国还在政策上一贯地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尽管这些企业经常被新闻话语权掌握者贴上“与民争利”以及“垄断”标签。

还有学人以为，劳工缺少福利保护是因为我国“政治不民主”，不肯让工人成立反对党去制衡“与资本结合了的政权”，不肯让农民以及“农民工”参选及进入全国人大，组织起来抵抗国家的“压迫”。其实，我国经济以家庭和社区拥有的中小企业为主干，没有理由认为以工人福利为诉求的“工人党”能像在西欧那样生根壮大。与西欧不同，在北美、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工人党”也都无声无息。而称中央政府缺少农民代表就不照顾农民利益，那显然罔顾事实，大概把“中国政治 ”误读为“议会政党政治”了。中国政治不是西欧式的阶级政治，也不是美国式的利益集团政治。

中小企业间的竞争构成我国的劳力和商品-资本这两大市场。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仰仗这些分散的中小型企业。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促进了我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特殊的社会结构使我国不会效法“福利国家”那样的二次分配。

在我国工商局注册的本土企业，绝大多数是家庭企业。这些以家庭和社区集体为单位的企业，小而散，利润不稳定，生存周期短，自由自在，自生自灭。起源于独立小农的我国人民热衷于自己当家庭企业的老板，不预期永远做某个企业的雇员。几乎所有雇员的理想都是自己创业当老板；几乎没什么雇员认为自己能在一家企业里干到退休；也很少有雇员认为自己为之工作的企业能生存到自己退休。与西方不同，我国的“资本家”们为生活而工作，不是为工作而生活，动机是为自己和家人“赚够”，而非企业“千秋万代”的生存。这样的企业做不大，做不久。但是，这样的家庭企业垮三家就会新冒出五家，作为亲戚的雇员们变为新企业的东主。2008年深圳有九百多家企业倒闭，但是新增企业三万多家，展示了中小企业的活力。[8][8] 船小好调头，活力非凡，中国中小企业生产效率并不低于大型西方企业，否则我国也不会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制造基地。而且，如农耕时代，寿命短暂的中小企业导致“富不过三代”，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我国政府不可能让每周工作7天，每天开业14个小时的家庭餐馆缴纳50%以上的所得税。我国也不拥有从全球吸血的金融机器来保障13亿人民生老病死的福利。我国各色企业和雇员的差距如此之大，不可能由国家来统一照顾所有公民的生老病死和教育医疗退休。“政府”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去照顾形形色色不同需要的人民，既不现实，也没必要，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地球人都希望享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但中国百姓普遍、坚决地不接受高税率。没有高税率就不可能有高福利。因此，我国不可能像小国寡民的西北欧国家那样实行高税率，并通过高税率进行二次分配。我国实行低税率和较少的劳工保障乃属必然，符合我国人民勤劳自强，不依赖也不信任政府福利的习惯。中国传统道家主张政府“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基础教育，政府就“全包”了。在城市，我国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在乡村，房基地是免费发放的。

主导欧美和日本经济的是大型的行业寡头，我国不存在催生大型民营企业的社会条件。我国工业经济的主体不是大型企业，大型企业也不是我国劳动者的主要雇主。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由政府组织起来的。这些企业居于经济生活上游，不是我国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载体。加上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正处在城市化的中间阶段，相对廉价的劳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所以，我国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只够勉强生存，我国的医疗保障也只管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小国寡民的欧洲，社会高度均质化，可以让人们完全依赖统一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但在差异巨大的美国不行，在差异更大的我国社会更不可行，除非回到生产资料国有制基础上强制的、平均的一次分配。换言之，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和自主是我国经济的特色，也是我国基本社会结构决定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社保和医保的作用仅仅是保障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中国经济很难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两个进口概念来描述。由于缺少“高级阶段”的标准和希望，“初级阶段”显得虚无缥缈。谁会宣称，一百年后的中国将进入到“高级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含混的“中国特色”没能说服任何一方。官方希望把一切“好的”东西放在含糊的“中国特色”里；而一些话语权的掌握者把西方的今天看作中国的明天，把一切“好的”东西称为西方的发明，把一切“坏的”东西归之于“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没有话语权，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击得失去方寸。

4.小结

十年前，中国金融系统还被国内外的舆论称为“濒临全面破产”，十年内“接轨”的舆论与日俱增。十年后的今天，号称“最健全”的西方金融系统，不是“濒临”破产，而是“已经”破产，被“国家”接管了。中国的国有金融系统一夜间变身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金融系统，三大银行排名世界前三名。十年前东亚还陷在金融危机里，舆论说那是因为东亚“肌体不健康”，搞“裙带资本主义”。那时，中国为“尚未接轨”逃脱一劫而私下庆幸，可也没放弃与“健康肌体”接轨的愿望和努力。十年后，“舆论”刚开始为“接轨”的“突破”兴高采烈，就再次轮到为“尚未完全接轨”，没有被拖累到全面破产而深感幸运。事实证明，那待接之“轨”里充斥金融骗子；他们不是政要的“裙带”，政要是他们的“裙带”。双方联手展示一堆堆的图表进行坑蒙拐骗，靠印各种纸票空手套白狼，坑了自己，也把全球经济齐齐拖入泥淖。

国民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国民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合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形成”而非“设计”的。

中国官民分工合作的经济模式当然有缺陷，也说不上比其他模式“高明”，因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历史前提不一样。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面前，在城乡差距，在从南到北、从沿海到高原的巨大地域差异下运作，都会漏洞百出，弊端丛生。

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成功而且已臻成熟，除技术调整外，不存在照别国标准变革“体制”的问题。

服膺流行的西方霸权话语系统，背离“国民”模式，改变国有土地制度，摧毁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我国就出现种种“普通”欠发达国家的弊端。

“改革”并非天然正当。偏离成功之路的“改革”，倘若不得民心，就没有正当性。以“改革”的名义，去“闯”人民之“关”，必然丧失民心。

中华一贯的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搞资本主义，另一部分学人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可谁又能否认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进口”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如此的苍白和尴尬。中国的成功应当催生自信的“中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