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已至，高校考核进入了关键期。如果一个理工科学者被降薪、调岗，其中的原因和后果会是什么？
2025年，中国高校正经历一场大规模洗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报告，2025年全国高校撤销专业点以1428个的数字创下新高，除了备受关注的文科专业外，也涉及多个理工类专业。
理工科的办学成本高于文科，实验室设备、耗材、科研项目所需的资金就像无底洞。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传统理工科学科的资源变得紧缩。根据麦可思研究院（MyCOS）的最新披露，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平均资助率约为12.26% - 12.3%，呈现出连续五年下降的趋势。
震荡波及着实验室中的学者们。据公众号“研智港”统计显示，2025年上半年逝世的19位中青年学者中，13位是理工科学者。这一年，有人从“US直博、华五本科副教授”转岗成为保安，有人在项目经费的压力中苦熬，成为“月光族”。原本被视为高薪、体面的理工科学者，正在转型的变局中陷入新的困境。
01 捉襟见肘的象牙塔
8月份的一个白天，一衡收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邮件，上面写着，“您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过同行专家函审和学科评审组评审，最终未获资助”。
又是这句话。起码连续4年，基金委给一衡发的邮件开头就没变过，无论怎么加数据、打磨本子，结果都是选不上。
他滚动鼠标，继续看评委给出的落选原因，五味杂陈。他感觉对方并没有理解自己的研究，有些评语甚至没什么说服力。眼下，他带着将近10个研究生，项目已经做到一半了，钱还没申请下来，实验室里的细胞每天都得花钱养着，如果失去基金支持，实验项目就有停工的危险。
当时一衡的妻子还在单位上班，家里没人，他独自消化着这个结果，知道评委说不行就是不行了，即使申诉也很难成功，他只能接受自己整个2、3月份的心血都泡汤的事实。
这个情景太熟悉，去年如此，前年如此，大前年也是如此。
近10年前，一衡从海外回来，不到30岁，只花了短短1年时间便拿下了一笔30万左右的国家级青年基金，被聘任为某211高校的副研究员，职称为副高，相当于副教授，研究基因突变与遗传疾病。
对大部分青年教师来说，短时间内拿到这个位置是不可思议的。一衡依稀记得，在国外收到offer那天，他出了门，吃了顿好的，终于有了点“尘埃落定”的感觉。
然而，入职不久，他发现评上职称只是开始，最初拿到的30万块钱对一门有实验要求的理工科来说，眨眼就花完了。
他像上了发条似的，不断写本子，向本市、本省、国家申请研究基金，一申就申了快10年，“钱”成为他头上一直摘不掉的紧箍咒。
这背后的原因是做生命科学实验非常昂贵，几乎每一步都在烧钱。
拿培养细胞来说，1瓶400毫升的培养基大概50块钱，1瓶400毫升的血清少则2000块钱、多则6000块钱。按最紧凑的预算来合计，5、6个研究生1个月能用完2瓶培养基加血清，一年需要49200块钱；而按最贵的价格算，光是花在血清上的钱，一年就高达144000块钱。
这只是冰山一角，除了培养细胞之外，各种皿、瓶子、管子、仪器都得买，其中，高精密度的仪器价格很惊人，从100万到1000万的价位都有，研究者个人买不起，只能去跟学校或者医院借。
在一衡的学校，使用1台大概500万块的实验仪器，每个小时要付200~400块的费用，由于很多实验是无法中断的，必须一直跑数据，所以1天（即24小时）盘算下来，刨掉开机费，按最低价格叠加也要4800块钱。
本校有仪器还好说，要是没有，他就得从外面租，甚至让别的公司去做。一衡曾租借过一台做质谱的仪器，一次实验大概有十几个样品，差不多花了5000块钱，而那些阔气点的实验室，直接交给第三方公司做，一次就得花上30000块钱。
一衡苦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天天都想用仪器，但是没钱，这么多年了，他没有拿过哪怕一笔比较大的国家级资助。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后简称“面上项目”），一次大概能拿50万左右，但难度非常高。据《知识分子》统计，面上项目资助率非常低，近10年间，该数据一路下滑，从2014年的25.35%降至2024年的11.7%。也就是说，一衡的困境在逐年加深，拿到项目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5年，官方停止公开披露这项数据，面上项目资助率成了一个谜。
如今，一衡手里只有零碎的小基金，不到10万块钱，扣去日常的实验耗材费用就没剩多少了，这使他进入了一种死循环：首先，没有足够的钱，导致实验推不动，其次，实验的缓慢，又导致项目得不到完善，最后，项目不改进，又导致了他申请不到基金。一环扣一环。
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学校或者医院进行项目合作，这一找就是3、4个月。
有次，一衡谈了个合作，对方很爽快就应承下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他也挺高兴，可等所有资料都准备好之后，对方却没了动静，杳无音讯。过段时间，他去问“怎么样了”，对方还是没回复。他心想，怕不是人家有什么变故，忙不过来了，再等等吧。
等了几天，一衡忍不住去关心了一下，没事吧，一条消息发过去，还是石沉大海，毫无动静，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很久以后，一衡才在朋友圈突然划到了那个人的名字，看起来无事发生，过得挺好的。
当下一衡很愤怒，直接删除了好友，暂停了实验，“太没礼貌了”。
一衡无从得知对方是怎么想的，也不想再琢磨，他手底下还有近10个研究生要毕业，根本没时间去伤怀，“这条路不通了，我总不能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吧”。此后，一衡没再跟那个人说话。
被拒绝是常态，一衡已经习惯了，但照这样下去，实验室不一定能撑到明年，因为太缺钱了。好的情况下，他明年8月份也许会申到一笔面上项目，把钱续上；要是运气不好，就什么都没了，没经费、没合作，实验室也可能撑不下去。
上周为了某个项目，一衡熬到了快天亮，没怎么合眼。他想，万一熬到那笔钱申下来了呢。
有时候，一衡会离开实验室，到野外走走
02 熬在实验室里
所谓的熬是什么？在理工科的实验室里，熬是重复的、无头绪的、甚至徒劳的状态。
Alice是海外某高校的博士生，做纳米药物和纳米药物递送方面的研究，她每天要进行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实验过程中，时不时就会跑出一些难以解释的、怪异的数据。
有一次做平行实验，她从早晨忙活到晚上，做了3、4组，实验结果相差非常大，一模一样的步骤，居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此时，她必须分析到底哪一个步骤出了错，但是这非常困难。
Alice对着那3、4页纸长的流程，无声地崩溃了一秒钟，眼前，起码有50个步骤等着她去依次排查，“我已经做得这么熟练，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啊，但它就是出现了”，Alice苦笑，怀疑这一连串科学错误的出现是某种玄学。
最麻烦的是，她的实验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只有前一步获得了稳定的结果，才有办法继续推进下一步。那次，她花了将近7天的时间去溯源，最后找出来的原因非常小，就是温度不对，或者试剂变质了。
可有时候，这种错误得持续一个月，甚至，这个错误会演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今Alice还对2020年的一则新闻印象深刻：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专硕三年级的学生@红烧土豆叶 在社交账号上留下了6张图：前5张图是遗书，第6张图是化工实验楼的某个房间。他在实验器材上挂了根粗麻绳，吊颈身亡。
当时她通读了这篇分成5张图的遗书，心里特别震撼。遗书里布满了做实验的崩溃细节：
“我跟我那台如同祖宗一般的实验设备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交流，每次做实验前，我都祈祷一下待会它可千万要一直正常工作，你能想象一台普通的实验设备正常工作的概率居然不超过三分之一吗……”
“谢天谢地，它终于在今年1月份，我催了好几回组里的H老师后，算是修好了……”
“然后？然后就是不断地，不断地做无用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模一样的条件，每一次居然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不对啦！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我哪出问题了？”
“你少玩点游戏，少刷些视频还会这样吗？”
“可…可我确实尽力了啊？”
“那就是你笨，懒，没用。这二十几年家里人给你这么多关怀，结果养了一个废物出来。”
“那…咋办？”
“你这样下去肯定延毕了，真丢人，几百万研究生，不缺你这么一个废物，去死吧。”
“那好吧。”
这是该学生结束生命之前，最后的一段自我对话。同为理科生，Alice十分理解这种实验“鬼打墙”的经历。高精密度的仪器对温度、湿度的要求极苛刻，哪怕出现一点差错，实验都会变得奇怪，而组内是不会在10年以内把一台有点问题、但价格上百万的仪器给换掉的。
Alice忙完实验已是晚上10点多
在这个事件当中，无法忽视的一个时间点是遗书发在2020年，这位学生写道，“好像这三年读研期间，世界跟闹肚子似的”，2020年1月18日，离除夕还有6天。他因为进度问题，仍留在学校做实验。本来他决定过年不回家了，可后面又想着，寒暑假没剩几个了，还是回吧。不曾料到，他在家困了半年才返校，实验进度雪上加霜。由此才引发后来那段“你这样下去肯定延毕了”的对话。
一衡的低谷期，也差不多始于2020年，当时他去不了实验室，进度极其缓慢，也发表不了任何东西，只能在家干着急。好不容易等到能做实验了，空白期却已经拉得太久，他的产出量非常低，实验室的状况早就与2020年之前截然不同。
没多久，他放弃了一个项目。一个人躺在办公室，身体很不舒服，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知道浑身上下都在传递一个信号：不想干了。那时候天很冷，学校早已经放寒假，楼里没什么人，办公室的暖气又坏了，他根本睡不着，怎么办呢，一会儿还有个实验要做。
他忘了后来几点才弄完，只清楚地记得，当时状态很差，仅仅想到实验，就已经让他感到不适。
有次晚上，他差不多8点钟回了实验室，想启动一台白天有人用过的公共仪器。不知道哪里搞混了，开关特别不稳定，总是报错。他反复开了3、4次，都没开成功，于是一个劲地找原因、试错、重启，最后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进入了正式的实验过程。那天他忙活到了凌晨2点，但第二天早上，他还得照常7点起床，来实验室收样品。
每到这种时候，一衡都是强打精神，挺过去，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熬过去”。
03 “高校这么苦，为什么不走呢”
多劳不一定多得，从实验成果来看是这样，从薪资来看，也是这样。
2020年之后的某个春节，一衡少见地打开银行app，想看看学校发了多少钱，结果发现数额和平时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学校会在春节时把2个月的工资放在一起发放，他合算了一下，还是不对，太少。
他估摸着，可能被降薪了。
于是又点进学校网站，想确认到底怎么回事，没查出原因，但工资确实是这么多。一衡心下里有些愤怒，“凭什么降我的工资”，他想不通，日夜都认真做研究，怎么能降薪呢。
过完春节他就去了学校工资科，要查清楚工资构成。工资科表示这要到学院去问，于是他又跑到了学院那边，负责人对着电脑搜索，告诉他，根据去年的考核结果，他的总工资会下降1/3，工资构成没有问题，他也没看错，数字就是这么多。
下降1/3，这个幅度把一衡推向了焦虑高潮。他预感到将来工资也不会高，发文章、申项目，所有指标都不一定能百分百完成。小孩还在上托班，以这个工资水平在一线城市生活，抗风险能力将会很脆弱。他每天都研究与疾病强相关的东西，根本无法忽略种种的不确定性。
那段时间，他天天吃饭堂，一顿饭10块钱左右，怎么省钱怎么来。
和一衡在同个城市的Zac，也同样受此困扰。Zac是另一所211高校的理工科研究员，很早就入了编制，没有“非升即走”的压力，一签就是8年合约。
乍一看挺好，但实际上，8年的通货膨胀已经让这份合约有了缩水的迹象。Zac发现，8年之后，他的工资还是8年以前的水平，既下降不了，也上涨不了。
某次出差，Zac刚到家就得知太太私底下去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因为家里已经有小孩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再去养多一个。仅一个月共6000多块的车贷、房贷，就快花光了他1万多的工资，与此同时，太太给小孩报的珠心算、篮球课、英语课、陶艺课，也因为家里经济紧张逐渐停掉。
他无计可施，想去找上级谈谈，走在路上就忍不住哭了出来。心想，合约8年期间，他考核好、项目大、基金多、成果硬，连外校都想过把他挖走，院里拍着胸脯说以后一年至少涨10万块的工资，Zac信以为真，留了下来，没想到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再也没兑现。如今，找谁兑现去？
那天上级和他站在路边，仍然没提这10万块钱的事。考核已经结束，合约不好改，当时写了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顶多申请一笔特殊补贴。Zac心想，补助可能也是嘴巴上说说而已，时间一久就没这回事了。
近10年来，Zac对个人的财务总结是“没有存下一分钱”，在工作上，他的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不成正比，至今，他都还是月光族，和一衡一样。
做了近10年学术研究，Zac和一衡都不太想轻易离开学术界。读研究生、博士、博士后，这一路过关斩将，沉没成本太高，所做的事情也太单纯。
Zac的世界只有1支笔、1张纸、1台电脑。而一衡只有实验，白天卡住的某个问题会像咒语一样留在他脑子里，他走路想、吃饭想、熬到晚上12点还想，为此断掉了大量的社交关系，“有什么企业要我这样的‘老人’？”
上个月，一衡在办公室查资料时突然看到一个论文题目，心情马上就沉了下去，这篇文章的方向跟他正在做的项目很像，左键点进去之后，还没看到一半，他就关掉了这篇文章，完了，撞车了。
此后的6、7天时间里，一衡都不愿再想这个事情，心里挂着一块大石头，转头忙别的。直到第二周才再次坐下来，打开那篇论文，通篇看完，切掉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发现，换了个方向，他做的每个项目平均耗时已经长达3、4年，手上的数据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
某种程度上，他的学术生涯也是如此难以放弃。每年，一衡的学校工会都会举办职工运动会作为福利，权当心理抚慰。他从来不去，一是没空，二是打心里觉得根本没帮助，赢了能怎么样？又不会加工资、发文章，更拿不了项目，对一衡来说这种抚慰纯属隔靴搔痒，缓解不了一点痛苦。
今年5月，学者Cary Wu发表了一项研究，追踪国内科学界1992年至2024年所发生的130个自杀案例，其中，有近90个案例均发生在理工领域，如医学（Medical Science）、科学与工程（Science and Engineering）等。
2024年学术界自杀的案例（源自Suicides in China's scientific community：A call for a public health response）
2025年，这一类新闻仍不停地出现在所有人的视野中，仅8月份就有至少5位青年教师去世的新闻，全部来自理工领域：8月2日，东莞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马光威去世，年仅42岁；8月4日，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杜冬冬从高处跳下身亡，年仅35岁；8月12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教授黄恺从高处跳下身亡，年仅42岁；8月12日，宁波大学医学部特聘副研究员张为艳因病去世，年仅38岁；8月28日，南京大学能源与资源学院助理教授东思嘉去世的消息传出，当天，该噩耗在其6月18日发表于学术期刊《Science》的一作子刊中得到证实，年仅33岁。
有统计显示，截至12月6日，2025年中国已有68名高校学者因各种原因去世，其中，45岁及以下的青年学者占了近一半比例，最年轻的一位年仅32岁。
一衡偶尔也会关注到这类新闻，当手机里跳出一条关于青年教师逝世的微信时，他只是略看一看，不敢深想，最多和朋友互相嘱咐几句，大家注意身体。研究了多年生物医学，一衡讽刺地自嘲：“我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还怎么拯救人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信息有模糊
撰文丨许峥
编辑丨罗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