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SMH 于 2026年01月07日 02:44 》〉》返回首页
McKell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Alison Pennington指出，财富与劳动收入正严重脱钩，前20%家庭占有全国64%资产。Pennington表示，自己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澳洲工人阶级家庭，自幼便在“唯有拼命工作才能立足”的价值观中耳濡目染。
在那时的观念里，孩子通过诚实艰苦的劳动换取独立生活，在道德上远胜于衣来伸手的“饭来张口”。
Pennington 10岁就开始洗车、回收罐头，15岁便在收银台打工，随后通过接受教育改变了人生轨迹。
Dionne Gain 绘图
然而，当下的现实却令人唏嘘：财富积累的速度正远远超过工作收入的增长，劳动的尊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估算，未来20年内，澳洲将有数万亿澳元的遗产由那些并未付出汗水的后辈继承。这种现状正悄然瓦解“艰苦奋斗是繁荣之钥”的传统信念。
长期以来，Pennington对那些逃避工作的富裕阶层深感不屑。他们身上自带一种淡定自若的气质，那种无需靠脑力和体力拼命攀爬的自由感，对普通人而言极其陌生。
Pennington曾天真地以为，只要足够努力地鞭策自己，就能在同一个职场赛道上跟上他们的步伐。
但现实是，当我们这群人为了积攒分毫而辛苦劳作时，资产阶层却凭借着房产增值和宽松的税收政策一路领跑。即便并肩工作，我们也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目前，澳洲财富分配过度集中的问题已不容忽视。按财富排名，前20%的家庭（约200万户）占据了全澳房产、股票及资产总额的64%；相比之下，人数多出一倍的底层40%家庭，仅拥有区区6%的财富。
由于大多数退休人员无需动用储蓄，这些足以改变命运的财富将只惠及少数幸运儿，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
与此同时，勤恳工作的澳洲民众正面临个人所得税的沉重压力。预计在未来十年内，他们的平均税率将从目前的24.5%攀升至近28%。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均寿命延长，继承人获得遗产时往往已年过五旬，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不平等的效应会有所延迟。
事实上，年轻后辈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家庭财富，在房产购置、助学贷款和生活成本方面抢占先机。
对巨额遗产的预期，已经彻底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标准。由于不需要为了攒够20万澳元首付而苦苦挣扎，未来的继承人们可以放慢步调，在职业选择和居住地方面拥有更多余地。
这种日益扩大的鸿沟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些朋友在没有职业规划和稳定收入的情况下依然神定气闲，而其他人却焦虑不安，只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并非所有年轻人都要通过在快餐行业工作来赚取零用钱
澳洲现行的税收制度将财富收益（利息、股息、租金等）与劳动收入一并计入，但在住房和养老金（Superannuation）方面的税收激励，却向一代又一代劳动者传递了冷酷的信息：工作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为了积累资产。
随着财富与工作逐渐脱钩，劳动者买不起房，甚至部分工作已不再提供养老金福利。新冠疫情后的通胀政策更加剧了这种分化，沉重打击了劳动收入，而资产阶层却能坐收房租和资本利得。
这种差异让资产阶层能够从容应对货币政策的冲击，享受度假和高消费；与此同时，背负高额房贷、攒首付的人和租房者则在“工作、睡觉、循环往复”的泥潭中挣扎，只能祈祷澳洲储备银行（RBA）不要再加息。
这种令人不安的动态在大萧条时期也曾出现：为了宏观经济稳定，工作收入往往被牺牲，而中上阶层的资产却安然无恙。
代际间巨额财富转移（尤其是房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尚未得到重视。这不仅会释放出消极怠工的倾向，更会严重影响劳动力供应。
研究表明，仅35万澳元的遗产就可能使劳动力参与率降低12个百分点。
当工作收入与住房拥有率彻底脱节，“习得性无助”开始在社会蔓延。数以百万计的人因缺乏合适的职场路径而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
目前，约有30万名既无工作也未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当社会流动性减弱，财富过度集中踢开了“机会的阶梯”，未来的贫困与财政负担将不可避免。
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生产力放缓的社会而言，劳动力流失绝非好兆头。为了实现能源转型和老年护理需求，我们需要增加数以万计的电工和护理人员。职位空缺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受阻，更限制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面对这场巨大的代际财富交接，澳洲必须采取更具雄心的手段，对非劳动所得财富征税，并与民众进行坦诚对话。
尽管由Anthony Albanese领导的工党政府推行了劳资改革以提高薪资，但在财富积累面前，劳动者仍被越甩越远。
工党政府当下的任务是维护“劳动的尊严”。履行社会契约意味着要真正回报民众的努力，而非因为征收财富税太复杂，就将劳动者视为最便捷的税源。
在澳洲“公平机会”的余烬中，数百万人正寄希望于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政府理应给他们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