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看土澳 于 2026年01月08日 01:26 》〉》返回首页
现年54岁的Sue是一名领取最低工资的澳洲母亲，她身兼两份兼职还要照顾生病的亲属。其退休金（super）账户中仅存的12万澳元令她倍感焦虑，时刻担忧退休后将无力支付账单。在澳洲，像Sue这样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低收入劳动者不在少数。然而，Albanese政府目前正计划通过“终极赔偿方案”（CSLR）向这一群体征收总计600万澳元的税款，以填补该方案的成本超支。
Albanese政府目前希望由低收入劳动者来承担“终极赔偿方案”的成本超支。
作为一项“最后追索手段”，CSLR本应在所有追款途径穷尽后才启动。但令人愤慨的是，许多酿成高风险金融灾难的责任人至今仍在照常营业，且未向积蓄散尽的受害者支付分文赔偿。
现在，这笔赔偿账单却被转嫁到了贫困的澳洲劳动者手中。
根据退休基金会员理事会（Super Members Council）的一项最新调查，年收入低于8万澳元的劳动者中，有三分之一预计未来两年的财务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对于这些对前景感到悲观的澳洲人来说，退休金就是他们的“救命钱”，七成受访者认为这是退休福祉的关键。
然而，他们现在却要被迫削减退休金，去为金融行业的违规风险行为“填坑”，而这些行为受益的往往是比他们富有得多的阶层。这无疑是一项变相的“累退税”。
更显失公平的是，虽然低收入群体被迫缴纳这笔征费，但拥有自理养老金基金（SMSF）的富裕阶层却被排除在外。
讽刺的是，该赔偿方案中约80%的现有索赔都与SMSF的投资建议有关。
将征费负担推给低收入人群，不仅会加剧道德风险，还会削弱金融问责制。如果受监管的储蓄系统要为无关的违规行为买单，只会助长风险投机，并导致普通消费者面临重复扣费的风险。
政府亟需重新审视这一做法。作为填补赔偿账单缺口的短期方案，政府完全可以动用目前进入国库的澳洲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罚金，或利用预算账目中180亿澳元的无人认领养老金收益。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
核心问题在于，政府必须迅速制定更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并重新设计CSLR征费模式，使其与风险等级相匹配。
Shield和First Guardian两家公司的倒闭导致多达1.2万名澳洲人损失了毕生积蓄，这正是监管失败敲响的沉重警钟。
目前，公众对改革呼声极高。研究显示，大多数澳洲人支持针对高风险投资设立“冷静期”，或建立保护机制让消费者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重新确认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