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肇始於「五四」運動（1919）的學習、借鑒西方文化之大潮，對西方文學作品的模仿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幷引起過激烈的論爭。在當代文壇，它仍然是學術界一個熱門話題。不少學者視模仿為抄襲，有害於中國文學的發展。但是也有許多批評家不以為然，認為模仿並無大礙，尤其是具有創新的模仿。
那麼， 模仿究竟是不是對原作品、作者權益的侵害？模仿是一個文學議題還是一個法律議題？如果是後者的話，那怎樣的模仿是合理模仿，怎樣的模仿是侵權甚至是剽竊？而這一切又該如何衡量、判定？ 反過來看，嚴格禁止模仿，對文學的發展有利還是有害？
在这里，我们只拿一部戲劇和一部小說来討論。
 戲劇是曹禺的《雷雨》，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它是十九世纪末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劇作 Gengangere （群鬼; 1881）的模仿之作 。儘管這層關係并不是什麽秘密，但曹禺的模仿剧卻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戏剧史上最傑出的作品之一。
小说是是中國作家韓少功的一部先鋒派作品《馬橋詞典》， 最早發表於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小說界》雜志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北京《为您服务报》刊出了時任北京大學副教授张颐武題為〈精神的匮乏〉的文章，認為《马橋詞典》是一本廉价的模仿之作，抄襲了塞尔维亚小说家米洛拉德 · 帕维奇 (Milorad Pavi?) 的 《哈扎爾词典》(Dictionary of Khazars) 。 張頤武稱，《紅樓夢》名滿天下之後，就有《紅樓續夢》、《紅樓圓夢》之類試著分享《紅樓夢》的光榮，但至少還承認原創者的功績。而現在某些作家似乎更加大膽，明明是一本粗陋的模仿之作，卻被大吹大擂爲前無古人的經典。這種作風只能說是極度的精神匱乏與極度的平庸。並點明「這裏指的是韓少功先生的小說新作《馬橋詞典》。」（張，1996）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三日，《羊城晚報》發表了韓少功的「答記者問」以及張頤武的文章〈我為什么批評《马橋詞典》〉。這些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他們的主要論點。
1) 「模仿」只是一個文學問題嗎？
a. 影響、抄襲、還是模仿?
不管他們怎麼想，他們做了什麼，兩個模仿者都不願意承認他們模仿或抄襲他人的作品。曹禺曾經在《雷雨》序中提到他的《雷雨》和西方作品之間的關係：
「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了，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
韓少功則完全否認他的小說是模仿。他認為「字典」風格只是一種類型或文學形式的問題。在「詞典」標題下，可以有詞典風格的散文，小說，評論和詩。在帕维奇之前，某些小說家使用了字典的形式，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他們充滿了才華和情感的創造性。因為小說的體裁不僅包括形式，而且包括結構，方法，語言等。簡言之，除了他使用字典的文學形式之外，韓沒有承認什麼別的。
批評家似乎習慣於用善意評論。劉紹銘教授說，曹禺不願直接承認他的《雷雨》和西方作品之間的關係的原因，是他把「影響」和「抄襲」混在了一起。劉認為曹只是受了西方作品的「影響」，但沒有「抄襲」（ 劉紹銘， 116）。 劉教授對曹禺的忌談西方作品影響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但仍然沒有完全點透。因為「影響」是一個沒有貶義、甚至有褒義的術語，而「抄襲」則無疑是負面的，意味著從別人的經驗中隨意借用。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批評家總是試圖避免使用「抄襲」這一術語、而所有作家對之「談虎色變」的原因。然而，介於影響和抄襲之間，還有一個「模仿」。在一些人的心中，「模仿」是一個中性詞，可能是沒有貶義的。但對於有些人來說，「模仿」縱然不等同於「抄襲」，卻頗為相近。恐怕這才是曹禺深所忌諱的吧？
b. 什麼是合理的模仿？
中國對文學模仿的批評可以分為兩個陣營：第一陣營的人認為模仿沒有甚麼傷害，特別是當作品有一些新的思想或創造性的時候；第二陣營的人認為模仿對中國文學沒有好處，特別是當作品是一部失敗的模仿之作的時候。顯然，模仿之作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它是否有創造性地添加了新的東西。換句話說，如果一件作品具有附加價值，它不應被視為模仿。
但在西方，判斷抄襲或侵權的標準是看模仿作品中是否存在由他人創造的東西，而不考慮模仿者的創造。對於派生作品，需要保護的元素不是舊的情節，而只是來自派生作品作者的「附加值」。
這表明中國的判斷標準只是一個文學標準，而西方的標準是一個法律標準。在處理版權問題時，毫無疑問，法律標準是我們應該依據的標準。
2) 如何判斷模仿是不是侵權？
a. 模仿是侵權嗎？
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張頤武下面的論說是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
我所說的只是模仿，而不是抄襲。我認為《馬橋詞典》是一種模仿。但模仿和抄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據《現代漢語詞典》，模仿是「通過某些現成的或現存的模式做某事」（1996修訂版，第893頁），而抄襲意味著「抄襲他人的作品或詞語，並將它們作為自己的。」（第145頁）
但他繼續說：
「對於[韓的]模仿，我是有根據的。模仿不是文字相同或复制（即抄襲），而是在一般風格，思維方法和其他方面『遵循某些現成模型』。在形式上，《馬橋詞典》模仿了《哈扎爾詞典》的獨特方式，其中一個詞條指向一個故事，這正是《哈扎爾詞典》的特徵。在內容方面，模仿甚至更多....」（張，1997）
雖然張試圖區分「模仿」和「抄襲」來為韓開脫，但是他用來證明韓模仿帕維奇的證據已經觸及版權、侵權的問題。不同於曹禺模仿已故作者的作品，帕維奇還活著。 所以《馬橋詞典》應是對帕維奇的侵權。
這表明模仿有時也被用作法律術語。當它被用作法律術語時，它就等同於剽竊。
b. 如何衡量「剽竊」？
這的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文學作品包括許多因素：語言、風格、敘述方式、情節、總體設計、背景設置....他們很難被判斷和保護。
在西方，批評家使用思想/表達二分法來分析敘事。 根據思想/表達二分法的嚴格解釋，故事的具體表達，如字符名稱、短語、對話和描述，都受到保護; 諸如情節設置、事件、動機和決斷的想法(ideas)，對於任何接受者而言都是允許任意使用的。 這僅僅支持了最基本的版權保護 (Vaidhyanathan, 86)。
張頤武說，「《馬橋詞典》模仿了《哈扎爾詞典》的獨特方式，其中一個詞條指向一個故事」。他還對比了《馬橋詞典》和《哈薩爾語詞典》中一個部分的詳細描述：
	
		
			

			
《哈扎爾語的字典》中的哈扎爾人
			
			

			
《馬橋詞典》中的馬橋人
			
		
		
			

			
因為信仰一個新的宗教，他們遭受了一場大災難並且永遠失去了他們的國家。
			
			

			
由於殘酷的壓迫，在腥风血雨中，他們的國家消失了，永遠不會恢復。
			
		
		
			

			
他們被俄羅斯摧毀了。
			
			

			
他們被楚國消滅了。
			
		
		
			

			
他們的國家滅亡後，沒有人再次提到他們。
			
			

			
他們失去了他們的國家後，他們必須改變他們的姓氏，隱瞞其來源
			
		
		
			

			
首都的建築物的陰影長久籠罩著。
			
			

			
舊牆和石頭暗淡地存在于人的記憶中。
			
		
		
			

			
他們留下了一堆鑰匙，由金銀幣製成 。
			
			

			
他們留下一些銅製品。
			
		
	

所有這些都應該包含在「表達方式」中。 這表明《馬橋詞典》模仿或抄襲了《哈扎爾詞典》的表達方式。
但是韓少功否認模仿或抄襲，一九九七年他起訴五位評論者侵犯其名譽權。 韓少功在起訴書中稱： 
張頤武從主觀臆斷出發，假文字批評之名，對原告的作品、名譽、作風和人格進行侮辱和詆毀，文中指稱：「中國作家韓少功無疑是個模仿者」，不僅粗陋地模仿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所著《哈紮爾詞典》寫作《馬橋詞典》，而且大膽地「隱去了那個首創者的名字和首創者的全部痕迹」，將《馬橋詞典》「大吹大擂爲前無古人的經典」，「這種作風，不能說是怎樣『崇高』，只能說是極度的精神匱乏與極度的平庸」。
五月十八日，海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馬橋訴訟」作出一審判決：「原告韩少功所著的《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之间存在着抄袭、剽窃和内容完全照搬的情形。被告张颐武在其撰写的《精神的匮乏》一文中，指称《马桥词典》在内容上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这一评论超出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界限，已构成了对原告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判决张颐武、《为您服务报》等公开刊登向韩少功赔礼道歉的声明，共同承担案件的受理费用，并赔偿韩少功经济损失人民币1750元。（〈“馬橋訴訟”一審判決〉）
顯而易見，法院裁定《馬橋詞典》不存在「抄袭、剽窃和内容完全照搬的情形」，張的評論侵害了韓的名譽權， 而迴避了張頤武所羅列的「模仿」的例證，否認對總體架構的借鑒是抄襲或剽竊。被告之一王干認為，法院的判決幷沒有權威性；把文學之爭拉到法庭上，就像泰森不用拳頭而用牙齒，敗也可恥，勝也可恥。
至於曹禺的《雷雨》和易卜生的《鬼魂》，情況是有所不同的。 他們有一個相同的情節架構：一個紳士與女傭私通，女傭生下一個女孩; 然後他結婚了，有一個兒子; 多年後，他的非婚生女孩長大，成為一個在他家裡服務的女僕; 她與她的弟弟私下通奸......
因為曹禺的《雷雨》（1934年）比易卜生的《群鬼》 出版晚了五十三年，曹又是主修西方文學的，所以很顯然，曹禺模仿或抄襲了屬於「想法」的易卜生劇作的情節和一般設計。 問題是：這是被允許的、合法的嗎？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大多數重要的版權判決中發揮過作用的韓德 (Hand) 提出的一個論點，與上面提到的有關思想/表達二分法的闡釋有很大不同。 Vaidhyanathan 評論說：
「韩德的中心論點是，當判斷在描述類似故事的作品之間的侵權程度時，必須提煉『作者的戲劇性表達之網』。 他將這個『網』定義為『所有這些手段的衝突的序列』（情節、人物、表達方式、背景、及主題），結合在一起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最有效的剽竊往往是去除言语──因為可以找到它的替代品──以保留整個戲劇性的內涵。」（Vaidhyanathan, 109）
這表明，不僅表達方式 (expressions) 需要保護, 想法 (ideas) 也需要保護。 情節、總體設計、背景設置等，都不允許被他人拿去以創造新作品。 基於這樣一個標準，曹禺對易卜生作品造成侵權。 那麼，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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