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800年，铁器传入印度。此时印度次大陆上雅利安人和土著人的邦国林立，彼此间争战不止。铁制兵器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破坏性，对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害，相应地，印度社会对心灵得到抚慰的渴望也达到了历史上从未达到的强烈程度，因而极大的推动了宗教的发展。公元前563年，佛教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出生于尼泊尔山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为刹帝利种姓。他的家族属于蒙古种族的释迦部落，所以他又被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者。作为非雅利安人的蒙古人种，佛陀的家庭能成为刹帝利种姓，说明种姓制度已经被非雅利安邦国和部落接受，非雅利安人邦国的统治者也能得到高种姓的地位。
年轻的释迦牟尼亲眼目睹了他所属的小小的迦毗罗卫国遭受一个临近大君主国的劫掠，他的释迦族同胞遭到大规模屠杀。为了摆脱心中的苦恼，他放弃继承王位，舍弃优越的生活，作为苦行者四处飘泊，冥思苦想济世良方，据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就此创立了佛教教义，被后世尊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
释迦牟尼试图对印度教进行改革，以减轻低种姓非雅利安人的痛苦。他把痛苦归咎于贪婪。基于印度教的因果报应和再生教义，释迦牟尼重新诠释了六道轮回：每一个道对应于某几种罪孽。人由于迷茫和欲望，犯下罪孽和过错，转世投生于相对应的道，即六道中的一个。经历生死，受苦受难。人生就是受苦受难，这构成了佛教的最基本教义。在一个道里经历一次生死并未结束苦难，还要转到下一个道，也就是下一生，继续受苦受难。这一生是下一生的因，也是前一生的果。人就在六道之间生生死死，循环往复。这就是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如果仅限于此，佛教与印度教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释迦牟尼最终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解脱之道——涅槃。涅槃就是脱离了生死、脱离了轮回，不再受苦受难。涅槃是佛教的终极理想归宿。但是，人必须通过修行摆脱迷茫，去除欲望，才能进入涅槃。释迦牟尼就此给出了一整套教义，也即道德行为哲学，劝诫世人停止杀戮，行善积德，清心寡欲，忍受苦难，作为自己进入下一生以及最终进入涅槃的门票。
印度教宣称婆罗门是统治整个宇宙的精神。佛教则拒绝优待婆罗门等高种姓阶层，对信徒一视同仁，提倡众生平等，不加种姓区别，以此作为对种姓制度的反抗。印度教是征服者或者统治者的宗教，佛教则可以看作是被征服者或者被统治者的宗教。然而，在雅利安武力征服下的印度，释迦牟尼没有实际力量能够改变种姓等级制度带给社会的不公和压迫，所以他只能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引向现实世界之上的精神领域，从而为受种姓制度压迫而绝望的民众留一线脱离苦难的希望，为饱受创伤的心灵提供慰籍，也由此注定佛教的本质是避世主义的。
由于土著没有自己的文字，最初的佛教教义是用梵文写就的。释迦牟尼的教义未能挣脱梵语以及吠陀所设置的语境——转世轮回。六道之间的等级差异几乎是现实世界里的种姓等级差异在精神世界里的折射。这意味着佛教不但在现实世界层面摆脱不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在涉及人的最终归宿的宗教精神层面也未能摆脱印度教的等级划分。这不仅未能削弱种姓制度，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印度教的权威。与印度教永不休止的轮回转世不同，释迦牟尼的确给出了脱离苦难的希望——涅槃。但是释迦牟尼的涅槃其实是寂灭，是生命进入没有感觉的状态，所以感觉不到苦难，但是也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佛陀其实是一个愤愤不平的绝望者，从现实中的无力反抗走向精神上否定一切快乐和幸福的存在。
佛教的出现是被武力征服的土著对印度教和雅利安人统治的精神反抗，体现了非雅利安人对失去原来身份、变身低种姓阶层的集体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中包含着被武力征服的挫败感以及伴随而来的绝望感。佛教应运而生并吸引了低种姓阶层的信众，因此也是全民——土著种族——信仰的宗教。